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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国庆特别策划!十项权利滋养国人幸

发表时间:2019-10-08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2018年12月10日,习总书记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强调,中国奉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理念,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权利,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亿万中国人民享有全面发展的各项基本权利,幸福感日益提升。为此,《半月谈》编辑部选取与人民幸福生活息息相关的各项权利,组织记者分赴各地,采写鲜活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全面发展的伟大成就。

  “砍森林、烧土地,种一大坡,只能收一土锅。”生活在云南省勐海县布朗山布朗族乡曼诺寨的岩章应清晰记得新中国成立前家里的状况。那时,他还和家人到勐海坝区讨饭,有些生活富裕的群众会给一碗米。这位出生在布朗族“原始社会末期”的84岁老人,跨越人类社会几千年发展历程,步入现代社会。如今,他住在传统的布朗族民居,喝着本地酿的玉米酒,过上了自己做梦都没想到的生活。

  吃饱肚子是保障群众生存权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国专家曾断言“中国解决不了人民吃饭问题”。

  在直过民族聚居区,当地党委政府专门派了民族工作队,带来了耕牛、铁犁等生产工具,手把手教他们发展生产,布朗族人的吃饭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在全国更广阔的地区,随着粮种不断改良,施肥等配合技术不断完善,百姓的“粮袋子”也鼓起来:从1949年至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从2263.6亿斤提高到13157.8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翻番,吃饱肚子终于不再成为问题。

  除了吃的问题,喝水也关乎群众的生存状况。从喝不上干净水到自来水流到家里,群众的喝水问题正不断改善。江西省新干县麦斜镇阳团村的姚卫华见证了这一历程。

  前几年,隔三差五骑电动车到距离家2里路的后山担水喝是姚卫华的生活日常,一次至少要担百来斤。这也是村里大部分村民的生活常态,一些骑不了电动车的老人家只能靠肩挑水。若是遇上雨雪天气,喝水更成了一件头疼事儿。

  2017年,新干县水利局在调研中发现阳团村存在饮用水安全问题。阳团村随即被列为新干县农村饮水工程建设工作的重点。由于阳团村距离县城较远,新干县采取新建小型水厂的方式,解决村民饮水困难问题。仅仅14天,阳团村的饮水工程就实现了竣工通水。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饮水工程建设,至2018年底,我国建成1100多万处供水工程,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1%。

  云南省西盟县佤族村民岩东今年44岁,他儿时最大的梦想就是,住进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房子。

  在他印象里,小时候整个村寨都住在茅草房里。1982年,因为电线漏电,全村几十座茅草房都被烧为灰烬,父亲抱着他跑到村边田地里才躲过一劫。“整个寨子哭成一片,所有东西都烧没了。”岩东说。

  2015年,岩东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补助下,他盖起了二层小楼,一家三代从此有了宽敞明亮的新房。

  房屋是一个家庭生活的缩影,反映出群众生活状况的变迁。近年来,为了保障群众住房安全,各地政府部门因地制宜,对居住在“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进行易地搬迁,对C、D级危房进行加固或重建,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搬进了新家、住进了新房。

  让人民群众生存更好,居住环境也是关键一环。位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永春乡的美光村,一段时间内,村内人畜混居情况比较突出,村民对于小鸡飞上屋顶、小猪跑进卧室都见怪不怪。即便村民从木楞房搬进了砖瓦房里,人居环境依然如此。

  与解决住房问题相比,要改变村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就更难了。从去年起,美光村的村干部、驻村队员在进村入户宣传时,把整理家庭内务作为主要抓手,开展家庭内务整治“骏马旗”“蜗牛旗”评比活动,以鼓励村民要行如骏马驰骋,勿仿蜗牛怠慢。

  “我不想得‘蜗牛旗’。”脱贫户李万明说,扶贫干部曾在群众大会上对他进行了批评,很快他就一改蓬头垢面的习惯,洗脸、洗头、整理内务,并告诉村干部自己会收拾好个人卫生。

  如今,在中国大地上,厕所革命、宜居型新农房建设、“四好农村路”等一系列改善群众人居条件的工程正深入推进,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向着宜居幸福型不断迈进。

  解决以绝对贫困为代表的群众生存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

  201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166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7%,过去6年下降8.5个百分点。其中,2018年底独龙族、基诺族、德昂族3个直过民族率先实现“整族脱贫”,其他直过民族也将在今明两年内,实现摆脱贫困的千年梦想。

  可以说,70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群众吃住问题得到解决,生存权的保障度越来越高。这一过程不仅有党委政府的投入帮扶,更重要的是,调动起了人民群众为幸福奋斗的积极性、主动性。

  在陕西省米脂县杨家沟镇李均沟村,曾经无所事事的罗平安如今成了大忙人,整天不是学习核桃树栽培技术,就是掐着指头计算下一次修剪枝条的时间。他说,自己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有劲儿,等家里的山地核桃挂果销售了,日子会更好。

  同时,各地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加大力度保障贫困家庭的受教育权。部分地区开始实行14年免费教育,解决贫困孩子没钱接受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的问题。云南昭通市副市长吴静说,教育让贫困家庭孩子对未来职业有了更清晰的认识,有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权,这为生存权的持续改善奠定了坚实基础。编辑:徐希才

  劳动,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一代代劳动者挥洒汗水,用勤劳的双手实现了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国民的劳动收入、劳动环境、休息休假、社会保障等与劳动权利相关的诸多方面均实现跨越式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就业优先政策得以实施,就业创业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实现良性互动,更多高质量就业机会得以创造。在一系列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创新创业蔚然成风,就业质量稳步提升。通过劳动创造社会价值、财富,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已成为劳动者的普遍追求。

  “人的价值,就是要靠创造与贡献去实现。”在山东大学社会学教授王忠武等一些专家看来,70年来,劳动者的收入稳步提升、环境持续改善、就业渠道越拓越宽。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最能直观说明问题:就业总量从1949年的1.8亿人增加到2018年的7.8亿人,扩大了3.3倍;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9.29元,到2018年发展到28228元,70年名义收入增长了406.4倍。

  ——城镇就业比重过半。1949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8.5%,大部分劳动者在乡村就业,从事收益较低的农业生产。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劳动力来到城镇就业,用勤劳的双手推动城市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更是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释放了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城镇就业人员迅速增加。2018年,城镇就业人员达43419万人,占全国就业人员比重进一步提高到56%,较改革开放之初增加了32.3个百分点。而且,在2013年到2018年间,全国城镇每年新增就业都在1300万以上;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稳定在5%左右的较低水平。

  ——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就业最大产业。1952年,从事农业劳动即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83.5%,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仅分别为7.4%和9.1%,大量劳动人口依靠土地生活,很大程度上“靠天吃饭”。

  60多年后的201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分别为20258万人、21390万人和35938万人,占比分别为26.1%、27.6%和46.3%,服务业占主导的现代模式逐步形成,就业结构更加优化。

  “第三产业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吸纳就业的主体。”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推动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工业由中低端走向中高端,服务业继续高质量发展,这些举措不但能吸纳更多就业人口,而且从业者本身也可以从劳动技能提升中获益。

  ——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城镇就业主渠道。“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对很多专家学者而言,这组数字透露出的民营经济发展成就早已烂熟于心。到知名民企工作,在不少人眼中已经成为创新、高薪、活力的代名词。

  近几年,多地劳动领域改革开始频频向打破“铁饭碗”“终身制”亮剑。就在不久前,天津开发区——我国首批国家级开发区,拉开了新一轮人事改革的大幕。作为政府派出机构,这次改革中当地1000多个行政事业编制全部取消,所有人员重新起立,竞聘上岗。

  “编制取消后,实行员额制,原来是国家干部,以后是法定机构合同制工作人员。”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郑伟铭说,这次改革确立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开放灵活用人机制,打破固化的身份,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解开束缚在劳动者心头的疑虑与枷锁,让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这则对话发生在北京东单一处写字楼的李彤和同事之间。李彤说,每4年一次的探亲假,再加上每年的带薪休假、“黄金周”、小长假,这些假期足够让她陪伴在老人和孩子身边。

  我国通过立法形式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利。宪法第4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

  回望过去可以发现,70年来,我国法定节假日历经数次补充完善,总时长不断延长,一些传统节日纳入法定节假日范畴,且劳动者在法定节假日加班的还可享受3倍工资。近几年,我国又先后出台法律法规,对工时制度、加班费用等进行明确规定,企业用工更加规范,超时用工现象有所缓解,有效减轻了劳动者工作负担。2018年底,我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

  对我国休假制度变迁曾进行专题调研的苏州大学应用技术学院教师曹灿明说,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实行单休工作制,全年法定休息日有59天。改革开放后,为充分保障职工休假权利,先后推出《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等一系列规定,不断增加劳动者的休息时间,最终形成双休工作制,再加上法定节假日和带薪年假后全年休息日可达120天以上。

  最近,国家主席习签署主席令,授予42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申纪兰,这位有着传奇色彩的老人,凭借“积极维护新中国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宪法”等贡献榜上有名。

  伴随着新中国的茁壮成长,劳动者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极大保障,劳动收入、劳动环境、劳动技能等均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提升,而包括申纪兰在内的老一辈劳动者,正是这70年历史性变化的创造者和见证者。

  从70年来走过的足迹看,从劳动教育到劳动合同,从单位福利到社会保险,构建立体全方位的劳动保障体系,成为为劳动者保驾护航的关键之举。

  这些年,劳动者整体素质的大幅提高有目共睹。新中国成立时,我国劳动者普遍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是教育事业的大发展促进国民素质显著提升。初步测算,2018年就业人员与1982年相比,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0.9%上升到20.1%;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10.5%提高到18.0%;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占比由26.0%提高到43.2%。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我国大规模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注重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同时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这些措施确保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

  对于在工作岗位中的劳动者,劳动保障同样没有缺位。我国劳动保障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城镇到农村、从企业职工到城乡居民、从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发展过程,实现了从单位福利向统筹互济的社会保险的转变。

  透过数字观察会有更清晰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探索企业职工退休费用社会统筹,并相继建立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制度框架基本形成,覆盖了绝大多数职业群体。

  2018年,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由1989年的5710万人增加到94293万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由1993年的290万人增加到13445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由1992年的7443万人增加到19643万人;参加工伤保险人数由1993年的1104万人增加到23874万人;参加生育保险人数由1993年的557万人增加到20434万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起了比较健全的劳动保障制度,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如今,政策仍在继续加码,国家逐步全面建立起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普遍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启动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和基金中央调剂,全面实施大病保险制度,积极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制度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

  在甘肃中部的通渭县第三铺乡蒲岔湾村,村民苏峰告诉半月谈记者,他家一共6口人,母亲和妻子都有病,两个孩子正上高中,老父亲70多岁了身体一直不好,全靠他种地为生。当地了解到其生活情况后,为其建档立卡兜底保障,纳入农村二类低保,家庭成员每人每月享受318元的生活补助。“像苏峰这样的情况,面对紧急情况时,还能争取到3000元的临时救助资金。”通渭县民政局工作人员李晓燕说。

  70年来,我国在保障劳动者权利、扩大社保覆盖面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国际社会保障协会授予中国政府“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编辑:李力

  物权、股权、不动产权……对于中国的“90后”“00后”来说,这些词汇可谓司空见惯,但在“50后”“60后”的脑海中,这些概念却曾是做梦都没有想过的。新中国成立70年来,财产权在国民的记忆中从无到有,逐渐深入人心,其变迁与国家进步发展、人民共享成果的步伐同频共振,成为70年壮丽诗篇中最亮眼的韵脚之一。

  旧中国,“三座大山”掌控了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绝大部分财产,国家发展和民生命脉都被其垄断。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重塑新的生产关系、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让国家和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当务之急。于是,财产权变革最朴素的形式——所有制变革走到历史前台。

  在城市,中央政府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管制、征用和收购在华外资企业,对民族工商业通过加工定货、统购包销和经销代销等形式予以管制,初步建立起了新中国国营经济基础。

  根据1953年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统计,截至1952年,全国国营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240.6亿元,其中大部分为没收官僚资本企业的资产(不包括其土地价值在内)。

  在农村,1950年6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到1953年,全国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先后无偿获得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上的“耕者有其田”,终于落到实处。

  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其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主要有下列几种: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资本家所有制。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从宪法高度明确了不同类型的财产权,并承认了财产私人所有。”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教授张鹏说,1954年宪法中还明确,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手工业者、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

  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教授夏永祥说,通过对所有制的明晰和保障,中国兑现了革命承诺,迅速恢复了社会秩序,维护了社会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奠定了基础。

  此后,我国又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在政治上标志着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然而,这种财产权形式的快速转换,也出现一些弊端。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开始,在土地全部归公的情况下,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被裹挟进“一大二公”的狂热漩涡。

  1978年,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社会带来新气象。事实上,在中央定调改革开放前后,民间的探索已经展开。

  1978年,在广州、深圳等地,有村民开始将土地租赁给前来投资的外商;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村民们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首创“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底,年仅19岁的温州姑娘章华妹将自家临街的窗棂打开,办起小百货“窗”摊。一年后,她成为中国个体工商户领取营业执照的第一人。

  “不难发现,改革开放的种种探索往往伴随的都是财产权的变革。”夏永祥说,将土地租赁给外商涉及土地使用权流转,“大包干”触及农村土地所有制,章华妹拿到营业执照,则标志着个人财产权正式得到确认。

  针对改革开放带来的一系列财产权问题,在随后的10多年中,国家以相关的法律法规一一回应。

  1982年12月4日下午,新的宪法通过。这部经过全民热烈讨论、反复审议的“八二宪法”,首次确定了个体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2004年前,“八二宪法”又历经3次修正。

  湖南省法学会副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肖北庚教授回忆,“八二宪法”1988年第一次修正,增加“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的规定,同时将有关条款修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自此,我国的土地可以依法流转了。1993年,“八二宪法”第二次修正,用“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1999年,“八二宪法”第三次修正,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宪法学会常务理事、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胡肖华认为,这三次修宪是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重要确认,也是对公民财产权的不断强化。此期间,外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商标法等具体法律的出台,也宣示着对财产权的制度保障逐步完善。

  “改革开放后,财产权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张鹏说,特别是1998年开始实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后,中国人开始有了重大财产。

  从1978年到1998年,我国城镇延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低租金福利分房制度,房子产权归单位,职工象征性支付租金租住,但谁能住、住多大面积要论资排辈。1994年,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提出要“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此决定开启了我国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

  1998年,河北石家庄市民谢启成花1万多元买下了他住了近20年的公房。“这是我第一套私产,很激动,但更让我兴奋的是,从那时开始,我有了选择住在哪里、住多大房子的自由。”谢启成说。

  夏永祥说,产权房屋的出现,让中国老百姓对财产权的认识更为真切,同时也对合法财产权的保护寄予了更高期盼。

  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第22条格外引人瞩目。该条将宪法第13条中“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的表述,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肖北庚说,2004年以前,我国只肯定了公民生活资料使用权和继承权,但随着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公民除了拥有基本的生活资料外,还有其他合法收入,包括股票、证券等,私有财产的地位亟须被肯定。“通过宪法对公民财产权进行保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凸显的客观要求,这一修正案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宪法保障获得了质的飞跃。”

  “2004年至今,我国财产权保护可谓突飞猛进。”夏永祥说,2007年物权法出台,确认了国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平等保护原则;2011年《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出台,行政强制法明确规定不得采取断水断电等方式来强制公民拆迁,着力整治饱受诟病的野蛮强拆行为;强化农民集体财产权保护,逐步赋予农民土地财产权抵押、入股等自由,大批村民变身“股民”……

  在张鹏看来,完善的财产权保护,不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更大意义在于营造开放的竞争秩序,建立平等、创新、富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构筑最坚固的基石。

  2016年,《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公布,其中明确要求充分考虑非公有制经济特点,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

  2019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公开宣判:撤销格林柯尔系创始人顾雏军所犯的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同时对其犯有挪用资金罪的量刑部分,改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顾雏军案的改判,彰显国家保护产权的政策决心。

  张鹏说,贯彻保护产权、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政策,并不是让民营企业家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而是让他们能公平适用法律,公平竞争。

  “进入新时代,国家在探索、创新财产权保护新机制上不断发力。”夏永祥说,比如住宅土地使用权到期问题,《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研究住宅建设用地等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续期的法律安排,推动形成全社会对公民财产长久受保护的良好预期。”

  对于近年出现的虚拟财产、数据财产、人格权商品化等新型财产权保护需求,基层司法实践的探索也亮点频出。2018年3月,江苏省溧阳市民刘伟君从公证员手中拿到两份公证书,至此其父生前使用的两个手机号码作为虚拟财产,被刘伟君继承,可过户到其名下。

  张鹏说,回望70年我国财产权变迁,有理由相信,在日益完善的财产权保护下,未来每一个国人的中国梦将筑造得更加坚实、圆满。编辑:许中科

  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全民健康是立国之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医疗水平飞速提升,重大传染性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基本医保全覆盖,大病救治多点铺开,医改不断深化,医药新政不断出台。从医联体到家庭医生,群众就医更加方便,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得到了有效保障。

  从1949年前的35岁,到2018年的77岁,我国人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多。“长命百岁”,这个千百年来中国人的朴素梦想,正逐渐成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之初,现代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公立医院主要集中在城镇,医疗服务能力较弱。广大农村地区主要靠“赤脚医生”“游医”,群众患病后常是“小病扛、大病拖”。

  70年沧桑巨变,我国医疗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健全,医疗规模扩大,医学生教育、住院医生、专科医生的规范培训不断完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

  与此同时,医疗服务能力飞速提升。从人工心脏到大,从3D打印骨骼到卵母细胞及胚胎冷冻技术,越来越多的先进医学技术为患者带来健康福音。二代基因测序的广泛应用,产前筛查、诊断降低了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几率,提高了人口质量。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院长、骨科专家雷光华教授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关节炎患者犯病时只能苦忍病痛,得不到有效治疗,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也只能以吃药、打针等方式保守治疗。上世纪90年代,关节置换术开始出现,但一台手术耗时较久;如今医生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为患者实施关节置换术,如果条件允许,病人甚至可以拥有一块3D打印的骨骼。

  麻醉是保障患者手术期生命安全的关键一环。从子宫内胎儿到百岁老人,从“不敢”“不能”到广泛展开微创、个体化的术中管理,我国麻醉学科质量安全不断提升。麻醉相关死亡率约为12/百万人,显著低于141/百万人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解放军306医院院长顾建文教授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神经外科医生寥寥无几,基层医院基本没有神经外科专科,开颅手术无法开展,医生面对颅脑外伤等神经系统疾病只能摇头叹息。如今在电磁导航的指引下,医生就像使用GPS一样,根据导航系统探头指引,轻松找到大脑深部的病灶,精确切除肿瘤。

  “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运用到手术领域,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用于颅内肿瘤切除术的脑手术辅助机器人定位系统,使医生能够在病人清醒的状态下实施手术,降低了患者手术后遗症的几率。”顾建文说。

  值得一提的是,医疗水平提升、服务质量改善并非大医院的“专利”,不少基层县级医院的能力也明显提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省域内就诊率平均达到93%,县域内就诊率平均达到82.7%。同时,我国约50%的县医院能够开展颅脑肿瘤和颈椎等复杂手术,县医院入出院患者诊断符合率、手术前后诊断符合率、病理与临床诊断符合率均超过92%。

  20世纪80年代,中国启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为资源短缺导致的“看病难、住院难、手术难”开始得到缓解,医疗资源的质量也有了较大提升。与此同时,由于政府财政投入不足、本港台开奖现场直播网。收入主要依靠药品,公立医院的“功利”病日益引起公众关注。

  2009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公立医院要遵循公益性质和社会效益原则。为打破旧有利益链条,新医改提出取消药品加成,全面实施公立医院医药分开综合改革,通过取消药品加成、降低大型设备检查收费、开展药品阳光采购等措施,腾出空间,用于上调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格,使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多地在分级诊疗、医保支付方式、药品保障供应等方面加快改革步伐,医疗、医保、医药深度联动,主要健康指标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越来越多患者从中受益。

  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桥市乡上木源村村民蔡子英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经常感到胸闷,近期她来到乡镇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为了尽早解除患者病痛,主治医师向江华县人民医院申请了远程会诊。江华县人民医院内科专家远程对蔡子英问诊后,给主治医师提出了治疗意见。

  这是我国医联体建设取得成效的一个缩影。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推进分级诊疗制度落地,有关部门开出两剂良方——医联体建设和家庭医生签约。

  半月谈记者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了解到,近年来,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立了紧密型医联体,湘雅二医院为其提供住院医师、学科带头人、业务管理干部培训,并在学科建设和发展规划上予以支持。经过帮扶,乐东黎族自治县第二人民医院学科建设不断完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由原先只能应对一般性疾病的治疗,发展成一家集教育、科研、预防、医疗、保健为一体的综合性二级甲等医院。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有80%的三级医院开展医联体建设。医联体内牵头医院持续向基层派出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基层医务人员赴上级医院进修学习的人数明显增加。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内资源共享进程加快,阻碍医疗机构协作的壁垒逐渐消融。

  “辛辛苦苦奔小康,得场大病全泡汤”,这是许多农村群众面临大病时的真实写照,疾病成为横亘在脱贫路上最大的“拦路虎”。

  清华大学医院管理研究院教授、医疗服务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研究医保政策多年。她说,我国人口众多,城乡、地域差异巨大,建立全民医保任务异常艰巨。我国经历了免费型劳动保险、缴费型社会保险和全民医疗保障三个阶段,最终建立起以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职工医保为主体,以多种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辅助,以大病救助为兜底的中国特色的全民医保体系框架,织起了一个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医疗保障网,使13亿多人口“病有所医”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

  为了减少因病返贫、因病致贫的情况,我国建立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政府兜底的保障机制。3岁男童轩轩在出生不久检查出患有重度肺动脉狭窄、房间隔缺损等先天性心脏病,得益于医保大病救治的好政策,家境贫困的他于2017年6月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得到了免费手术治疗。如今他已经恢复健康,不久就要上幼儿园了。

  不少和轩轩一样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得到了免费救治,这是我国大病救治不断扩容加码的一个缩影。2019年上半年,全国贫困患者医疗费用个人平均自付比例控制在10%左右。大病专项救治病种全国范围内扩大到25种,很多地方还增加到30多种。比如四川就将国家确定的大病救治病种扩展至33种,制发了食管癌、胃癌、儿童白血病、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等9种大病36个推荐临床路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信息表明,农村贫困人口大病专项救治工作开展两年来,救治病种从开始的9个逐步增加至25个。截至2018年8月底,已确诊农村贫困人口大病病例26.1万人,救治22.6万人,累计救治次数99.6万人次。

  从2009年的307种,到2012年的520种,再到如今的685种——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不断增加品种,一批批百姓急需的药品纳入其中。

  通过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立新的招标采购机制,全国公立医院全面推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基本药物价格平均下降30%左右,过去一些令癌症患者望而却步的“天价药”,如今也可以吃得起、吃得上。

  2016年以来,有关部门组织开展了国家药品价格谈判试点和国家医保目录谈判,39个谈判品种平均降价50%以上,其中包括17个抗癌药品。

  2018年5月1日起,包括抗癌药在内的所有普通药品、具有抗癌作用的生物碱类药品及有实际进口的中成药进口关税降至零,使中国实际进口的全部抗癌药实现零关税。

  需要长期使用抗癌药的乳腺癌患者郭梅(化名)说:“对于很多乳腺癌患者而言,赫赛汀是救命药,赫赛汀没有进医保时,打一支要2.45万元,后来降到1.7万多元,还进了医保,可以报销一多半,压力减轻了不少。去年以来,很多抗癌药降价,氟维司群降到4800元,负担轻多了。”

  针对罕见病患者缺医少药的现状,我国出台罕见病目录,鼓励罕见病用药研发,加快了罕见病药品的注册审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国内药企的竞争力和国产药物的质量,使老百姓用上更多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好药。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等不起”。我国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树立“大健康、大卫生”理念,并作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决策部署。在未来,预防为主、健康生活的理念将更广泛地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将得到更有力的保障。编辑:徐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民皆可享有受教育权。可以说,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史,是沿着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主线,不断地扩展延伸。加大教育投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日益成为各级政府的施政理念和积极作为。

  受教育权作为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被明确写在法律法规中。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证广大劳动人民的受教育权,培养新中国建设急需的人才。

  1982年,受教育权正式被写入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导黄明喜告诉半月谈记者,宪法明确地表达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主张受教育权是公民应该享有由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予以保障的一种人权,同时也是国家对公民的义务,当然也是家长对国家和社会的义务。

  除了宪法,义务教育法、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都具体明确了国民的受教育权。

  义务教育作为由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成为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基础公益性事业。

  在具体实施时,我国通过分步组织实施的策略实现,早期主要是解决孩子有书可读、有学可上的问题,逐步从强制性、普及性向公益性发展。如今我国义务教育已从起初的免学费到如今的免杂费,实现从农村到城市全覆盖。

  教育部2019年7月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1949年和2018年两个年份的统计数据比较显示,小学净入学率从20%提高到99.95%,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3.1%提高到100.9%。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超过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在保障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国民受教育权持续向两头延伸发展。新疆、广东、江西、河北等省份的一些地方,陆续推出贫困学生甚至全部学生免费上高中的举措;学前教育普及水平稳步提升,2018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73.1%。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也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毛入学率从0.26%提高到48.1%。“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 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为充沛的高层次人力资源保障。”黄明喜说,70年来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数以亿计,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到13.5年。

  教育公平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是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追求。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确保儿童受教育权的关注重点从机会均等转向质量公平。

  习总书记指出,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对未来有希望。

  地处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陶县是国家重点扶贫开发县,今年12岁的古丽阿沙尔家就在这里。与因贫穷辍学、早早承担起生活重担的哥哥姐姐不同,古丽阿沙尔赶上了集中办学的“列车”,从一年级起就在县城接受教育,如今,读小学六年级、成绩优异的她正备考内初班,梦想以后“到内地读好大学,留在大城市打拼,坐着飞机环游世界”。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启动农村寄宿学校工程、“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教育扶贫举措、特岗教师计划等一系列教育惠民举措,帮助教育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提升“软硬件”,改变了众多孩子的命运。

  为扩大农村学生上重点大学的比例,国家近年来实施了针对农村贫困学生的三大专项计划:国家专项、高校专项和地方专项,从“寒门难出贵子”到“农村学子重燃希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部分孩子跟随父母进城务工成为随迁子女。如何保障他们的受教育权?多年来,教育部按照国务院“两为主、两纳入”政策,积极推动各地以流入地政府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接收随迁子女入学,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教育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在教育公平的基础上,追求更加优质更有质量的教育,是每个有孩子家庭的愿望。

  从世界各国发展进程看,每一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总是伴随着人才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知识的爆炸式更新、教育形态与资源的极大创新。今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快速发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拓展了学校的边界,为优质教育资源插上了翅膀。

  为了让更多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教育部启动实施了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组织编制了中小学数字校园建设规范。通过实施农村中小学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将英语、音乐、美术、科学的优质数字教育资源通过卫星和宽带网络发送到全国农村中小学校。

  一道道教育鸿沟正在互联网上消弭,贫困地区的学生通过直播与城市的重点中学保持同步学习,升学率得到了显著提升。

  位于革命老区的井冈山小学,全校57个班都通过“班班通”接入互联网,每个学生都可以通过“一块屏幕”观看全省甚至全国最优秀教师的授课视频。“信息化手段,让山里娃触摸到山外的世界。”数学教师高丽华说。

  目前,全国中小学互联网接入率达97.6%,学校多媒体教室普及率达93.4%,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惠及边远贫困地区400多万孩子,国家数字教育资源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推动逐步实现“校校用平台、班班用资源、人人用空间”。

  如今,在线教育也成为投资风口,不仅在一线城市,一些在线教育企业已经喊出目标:下沉到三四线城市,“让优质教育触手可及”。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课堂、学校是基本场所,教育是根本途径。”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说,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全体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编辑:原碧霞

  改革开放初期,一批农民“洗脚上岸”,乡镇企业异军突起;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辞职下海,互联网经济迎来萌芽时刻。进入新时代,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促动下,城乡、区域、体制内外,人力、人才流动产生的活水日益共汇互通。

  70年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人的流动正引导和推动劳动力、技术、资本等生产资源有效集聚和优化组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与活力。

  国家主席习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发展的活力。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008年,25岁的刘慧芳从江西上饶农村来到浙江绍兴,学过服装设计的她,从缝纫工开始,在绍兴的纺织厂里一步一步地打拼着自己的未来,逐渐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站稳了脚跟。她的许多同事,大多来自外地,因为就业、生活、子女、家庭种种原因,选择“漂”在异乡。

  在浙江,像刘慧芳一样,每年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以百万计,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相比于10年前,农民工进城的道路日益宽广,不少地方都在努力做好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工作。”已在绍兴工作生活10余年的刘慧芳,已充分感受到“吾心安处是吾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城镇化率从1990年的26.41%快速上升到2018年的59.58%。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者选择放弃频繁的短期流动,甚至举家定居异乡。

  在浙江省社会学会会长杨建华看来,这一条社会流动线,折射中国农民工进城日趋市民化,开始分享城市发展的种种成果。

  对于已过而立之年的罗树生而言,当初选择到福建晋江的原因很简单——“工作好找”。与农村老家相比,这里有更多工作机会和更高的薪资报酬。但真正让他选择在此扎根,成为“新晋江人”的,则是生活在这里的幸福感。

  “在企业工作10年以上的有1/5,工龄20年以上的工人有50多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罗树生说,如今的他在晋江买了房,两个孩子也上了小学。“在这里生活,有家的感觉,幸福感自然就上去了。”

  许多城市的改革路径不断明确,提升外来务工者的幸福感,要实现农民权益城镇化、就业方式城镇化和公共服务待遇城镇化,通过“确权、赋能、同待遇”,营造人的城镇化软硬件条件。

  在浙江,各地都在进行有益的探索实践。比如允许务工者先落户后就业,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积分落户制度等;不断完善教育、医疗、交通等配套政策,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满足城镇新居民的各项基本需求。

  今日中国,城乡自主迁徙,已经成为一种流动的幸福。当农民与市民一样,可以毫无顾虑地自主选择就业和生活方式时,越来越多的人将更有底气“洗脚”进城,筑梦城市。

  大专及以上人才直接落户,高校毕业生一次性生活补贴:博士5万元、硕士3万元、本科1万元……今年以来,杭州市的人才政策不断加码,在铆足全力“抢人”的当下,杭州中高端人才净流入率稳居全国第一。

  不止是杭州,面对大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国内不少城市都伸出了橄榄枝。尤其是许多三四线城市,从人才落户、购房补贴、生活补贴、配套保障等各个方面加大政策力度,吸引人才。

  随着地方政府纷纷推动转型发展,各地对人才的需求更迫切。在各种人才政策的吸引下,人们的就业眼光不再只聚焦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人才要素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变得更为频繁而广泛。

  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晋江市,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县级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仅依靠“敢想敢干”的精神已经难以为继,人才短板逐渐凸显。来自山西的纳金网总经理姚俊峰是晋江引进的第一批博士。2001年,毕业于中南大学的他放弃了上海等地高校的机会,毅然选择到晋江的企业博士后工作站。

  对姚俊峰而言,最让他动心的是晋江良好的营商环境。“最能检验我们企业技术的就是民营企业,我们的技术有没有效果,有没有人买账,都要应用到民营企业。而晋江拥有众多敢于尝试、有判断力的民营企业。”

  “作为一个以制造业立足的城市,需要大批企业通过技术提升、管理提升来增强竞争力,而这背后的支撑是人才。”晋江市委组织部部长吴忠刘说,如今,当地已经从引进单个人才转变为团队引进、平台引进,同时通过打造高端人才社区,给予入驻人才租金减免和购房折扣等优惠,打造人才生态圈。

  对于各地推出的“人才牌”,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表示,引导和鼓励人才跨区域自由流动,将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

  “你们选择了西湖大学,就是放弃了在平坦大道上驱车前行,愿意走上披荆斩棘的创新创业之路。”在西湖大学新学年的开学典礼上,校长施一公对台下学子的一番谆谆教诲,又何尝不是在袒露自己的心路历程?

  3年前的施一公,告别体制,执掌民校,形同“下海”,同样走上一条结果未定的创业之路,一时间激荡起体制内科研人才“流”向市场的朵朵“浪花”。

  过去,人员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在产业发达和不发达区域之间流动,作为白领阶层的知识型员工流动率相对较低,人们总是首先选择机关事业单位或央企国企,因为这些地方稳定、有保障,人员流动率较低。

  “对科研人才来说,脱离体制,进入一个有合适发展空间的平台,这样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在杨建华看来,随着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产业、新业态兴起,越来越多体制外的企业、单位需要吸纳科研人员持续开展前瞻性的科学创新。今后,体制内外间的高流动性将成为常态。

  杭州商人林东便是浙江人才环境优化流动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他在舟山主导研发的LHD海洋潮流能发电项目取得世界级突破,便是得益于许多曾在体制内的专家和学者。

  在林东看来,要使人才更自由地流动,更好地为处于市场前沿的企业服务,打破体制的藩篱必不可少。2017年,浙江做的两件事让他欣喜:一是杭州成立知识产权法庭,为浙江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司法保障;二是浙江出台办法,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创新。

  “这些新举措提高了体制内人才离岗创业创新的积极性。”但林东觉得,这还不够,“大量人才仍集聚在传统高校和科研院所”。

  “现在我们提倡的人才流动本质是要打破一方占有,消除体制内外的隔膜。”杨建华表示,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必须营造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制度环境,让社会各阶层人员都有通过平等竞争向上发展的机会和纵向流动的通道。

  近年来,国家有关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相继出台,“企事业单位人才和社会人才双向流动”早已成为国家政策。今年9月9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有这些顶层设计护航,可以预见,今后将会有更多社会优秀人才“换个跑道再出发”,向着梦想的方向前行,选择更合适的发展道路,活出不一样的出彩人生。编辑:徐希才

  民主参与、民主表达、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新中国成立70年来,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基础不断夯实,民主理念日益深化,实现形式日趋丰富多样,人民的民主权益得到全面保障,走出一条符合广大人民需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民主政治道路。

  1949年10月23日,在杭州市委做出“取消保甲制度,建立居民委员会、居民小组”决定后的12天,上羊市街率先成立“上羊市街居民委员会”,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选举产生。

  一名正直能干、大伙信得过的黄包车夫陈福林,以200多票当选上羊市街居委会第一届主任。从那时起,实践“人民民主管理城市”理念的居委会开始取代旧时的保甲制度,成为中国城市基层民主的全新载体。

  一块块基层民主的“地砖”,构筑起整个国家民主的大厦。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开幕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由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

  1954年,来自山西农村、年仅25岁的申纪兰第一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亲历庄严历史时刻:投票通过第一部宪法、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从那年开始,申纪兰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风雨同行65年。申纪兰回忆:“第一次开的人代会,在中南海的礼堂里。投票是把纸发到手里头,我那时的感觉是人民真正当家做主了!”

  繁杂事务先放一边,带上笔记本,走乡村入企业,时而侧耳倾听,时而低头记录,聊起改革发展慷慨激昂,发现堵点痛点又语调凝重——“我要把大家的所思所盼忠实地带到北京。”每次调研握别时,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都会看着对方的眼睛,郑重地承诺。海南流动多功能大型餐饮车什么价位123

  “农村美不美,离不开垃圾分一分。”作为一位最基层的农村妇女,全国人大代表周忠莲脚踩泥巴开展乡村调研,并在两会上与国家领导人面对面交流。周忠莲说,以前她所在的环溪村,“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溪沟就是垃圾污水的家。”她把推广垃圾分类的建议郑重提交后,相关部门马上跟进落实。

  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和各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努力的成果。1982年,宪法修订施行,首次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政治协商制度的地位。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政协共开展2000多项视察调研,收到135111件提案,立案124868件,绝大多数提案、建议得到采纳和落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认为,中国全国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三者共同构成中国特色民主制度体系,是凝聚共识、增进共同体意识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成功机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不断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参与,制度更加健全、形式更加多样、渠道更加通畅。

  在城市,1990年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地方陆续开展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在农村,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为村民实行自治、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了保障。

  截至2017年底,全国农村普遍开展了9轮以上村委会换届选举,98%以上的村委会依法实行直接选举,村民参选率达95%;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参选率达90%以上。

  多层级、立体化的制度保障,让民主生活融入中国人日常。从“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到修改选举法实现城乡居民“同票同权”;从调整和每个家庭息息相关的生育政策,到修法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为地方改革发展注入新活力······一系列中国特色民主理念和方法的创新,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70年来,新中国的民主发展实践也印证一个道理:中国必须坚持从本国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走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政治道路。如今,为确保人民更加广泛深入参与国家治理,我国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进程在不断提速。

  “西方的党争民主制具有平面式、迎合式和分裂式的特点,仅仅适用于中间大两头小社会分布的国家。”柯华庆认为,我国推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人民民主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适合于人口多、多民族、各个地方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义中国。

  民主并不高深,而是触手可及。大至宪法修改,小至垃圾分类,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大地上涌现的大量民主政治创新实践,都得益于紧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

  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融合”创新,提高了乡村治理的质量和效率,提高了群众的参与感和获得感。此创新2013年发源于浙江桐乡,并于较短时间内在各地乡村形成燎原之势。基于此,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

  在诞生“枫桥经验”的浙江诸暨枫桥镇枫源村村口,有一块醒目的标牌,上书“三上三下,民主治村”八个大字——广泛吸收群众的意见建议,相信群众的能力和智慧,这是枫源村探索的适合基层的一宝。

  重大事项决定权如何让百姓说了算?浙江首创民生实事项目代表票决制。每年年初,地方政府都要为老百姓选定民生实事项目。过去的程序是,政府征求意见、政府提出项目、政府实施项目。而“民生实事项目票决制”实施之后,流程增加了法定的环节,把民生实事项目的选择权、决定权和监督权交给了人大代表,实现了项目征集、广泛参与;项目决策,代表票决;项目实施,人大监督;项目效果,人大评议。

  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说:“民生实事票决制是政府从为民做主转化成为由民做主。虽然一字之差,实则迈出基层民主的一大步。”

  “民主恳谈”这一基层协商形式,发轫于浙江温岭1999年的首创。经过20年的发展,这种群众自发参与的协商平台,已逐步与人大制度相结合,在参与公共决策、监督政府预算决算、完善基层治理体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30套廉租房为什么一直空置”“闲置校舍建幼儿园多好”“鞋城太老旧,啥时候能提升”······不久前在温岭泽国镇一次国资绩效询问会上,20余名人大代表连续追问,让泽国镇政府相关领导应接不暇,“很多问题没料到,很多办法没想到!”

  “民主恳谈其实就是一个给你话筒、让你说话的地方。”温岭市委民主恳谈工作办公室主任陈奕敏告诉半月谈记者,镇里的领导、村里的农民都围着桌子坐下,有什么就说什么,平等对话。农民“开炮”,干部详细解答。政府根据会议记录,针对每个村民的需要安排小组一对一解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各地基层民主更加贴近人民诉求,更加紧扣时代脉搏,在党委政府和群众之间日益发挥着润滑剂、催化剂、黏合剂的作用。不少国外专家曾到中国农村考察,不少地区的选举和协商场面热辣、激烈,让他们始料不及。考察人员说:“如果欧美有些人来看看的话,一定会改变对中国基层民主的看法!”编辑:许中科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工业文明带来丰裕物质成果,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然而,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也随之而来。从求生存到求生态,从盼温饱到盼环保,国人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人民对干净水质、绿色食品、清新空气、优美环境等良好生态的需求更为迫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已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追求。

  公民环境权,是公民所享有的在健康、舒适和优美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紧盯蓝天、碧水、净土,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理念日益牢固,生态环境问题治理高效有序,公平普惠的环境权益得到保障。

  “太阳和月亮一个样,白天和晚上一个样,鼻孔和烟囱一个样。”这是过去兰州人对环境状况的无奈调侃。甘肃兰州,曾是“卫星上看不到的城市”。20多年前登高远眺,巷道里家家户户煤烟炉冒出的烟、单位锅炉房的黑烟夹杂着重化工企业喷出的滚滚浓烟,聚在兰州上空久不散去,形成厚达千米的逆温层,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大锅盖”。

  经过短短几年污染治理,兰州迎来“兰州蓝”,稳定退出全国十大空气重污染城市,在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荣获“今日变革进步奖”。压在兰州人头顶几十年的“大锅盖”自此摘除。

  保护生态环境已成为全球共识,然而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执政党的行动纲领,则是中国做出的全球创举。党和政府积极回应人民群众“要蓝天、要碧水、要净土”的所想、所盼、所急,力求为全体人民供给优质生态产品,普惠共享的公民环境权持续兑现。

  《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进一步下降,达到“十三五”规划时序进度要求。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柏仇勇在解读报告时表示,我国天空越来越蓝、江海越来越清、生态越来越美。

  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走上绿色发展之路,是对全球生态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给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带来了希望之光。”最早提出“绿色GDP”的学者之一、美国知名人文学者小约翰·柯布说。

  跨越西方传统发展道路的生态文明新理念吸引了全球目光。2013年2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通过了推广中国生态文明理念的决定草案,标志着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在国际社会得到认同与支持。3年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又发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经验,正在为全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黝黑的矿洞深不见底,破碎的山石覆盖草甸……两年多前,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曾因生态环境问题被中办、国办通报。通报称,保护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长期以来大规模的探矿、采矿活动,造成保护区局部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表塌陷。

  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只是数十年片面“发展优先”带来问题的缩影。一个迫切想让百姓过上富裕日子,迫切想实现工业化、城镇化的人口大国,只用了半个多世纪,就走过发达国家两三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兼之中国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承接了相当的高污染、高耗能产业,两方面因素叠加,巨龙腾飞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空气污浊、雾霾来袭,河水从“淘米洗菜”变成“鱼虾绝代”,长期被忽视的生态环境问题全面显现。

  根据2015年的统计数据,全国1.5亿亩耕地受污染、四成多耕地退化,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近1/3;森林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土地沙化、石漠化仍然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严重污染的劣V类水体比例达10%左右。

  先发展、后治理,这条常规道路发达国家走了上百年,期间还外部转嫁了大量污染。然而在当今中国,脆弱的生态家底叠加巨大的发展体量,粗放发展的“老路”走不起。面对生态环境方面的欠账,如果不紧抓起来,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以“断腕”之勇及时转变发展方式,就是最大限度为未来“止损”。

  曾几何时,生态危机的警钟在多地接连敲响,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新疆卡拉麦里保护区“缩水”给煤矿让路、宁夏一企业向腾格里沙漠排污……中央及相关部委深刻剖析警示,问责风暴一轮比一轮迅疾,“史上最严问责”纪录不断刷新。

  几轮震荡过后,涉事地关停整肃态度更加坚决,绿色发展转型目标愈加明确。过分攫取给自然带来的伤痕,在平静中缓慢愈合。

  铁腕治标,制度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环境领域制度之网越织越密,法律屏障愈加牢靠。

  2012年,党的十八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党的十九大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体化的新进程。

  2015年4月,我国首次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愿景、重点任务、制度体系。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八项刚性制度。

  生态环保法制建设也不断健全。2013年,“大气十条”出台,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税法等相继出台,环境影响评价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作出相应修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从2015年开始实施,力度空前。

  兰州大学环境与资源保护法所所长俞树毅认为,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将环境保护列为基本国策,90年代制定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我国正在逐步构建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坚决摒弃损害甚至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模式,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做法,不仅正在成为各地共识,更汇聚成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和增长点。

  甘肃省今后将不在祁连山这样的“母亲山”、黄河这样的“母亲河”上动心思、打主意,而是探索走出一条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绿色发展的新路。

  2018年初,甘肃提出培育壮大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等十大生态产业,聚焦绿色发展。“今年上半年十大生态产业呈现快速发展、多点开花的良好势头。”1年过去,甘肃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维昌这样回顾。据初步测算,2019年上半年,甘肃全省十大生态产业增加值完成756.58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20%。

  重污染、高消耗项目拒之门外,低端落后产业调整淘汰,2019年钢铁企业全部退出,大数据、智能化、移动互联网和云计算确定为首位产业……重工业密集、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繁重的河北省廊坊市,正致力于走出一条产业结构调整引领发展的新路。

  生态文明建设绝不是单纯就环境来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在新文明观指导下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方式、文化与科技范式等的系统性革命。以生态文明为指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这是中国人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正如习总书记今年9月在河南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强调的,推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2018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发出了“建成美丽中国”的进军号令:到本世纪中叶,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关口回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引领的正是一条充分保障人民环境权益、造福子孙后代的永续发展之路。正如兰州大学教授丁文广所言:“生态环境问题治理驶入快车道,生态环境保护的面貌焕然一新,当下是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成效最好的时期。”编辑:范钟秀

  对每个公民来说,隐私都是其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秘密空间,是需要精心守护的“私家花园”。过去,人们对隐私权的认识淡薄,保护意识较弱,我国法律关于隐私权保护的条款也比较简单。新中国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看重自己这份权利,国家在法律层面对隐私权的保护也日渐具体细化。保护隐私权,关系到人们有尊严的生活和安全感,而时代的变化,则给隐私权保护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

  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利,隐私权是指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人格权,也是一种不被政府、媒体或其他机构、个人无正当理由干涉的独处的权利。

  保护这种人格权和独处权,在新中国70年间,经历了一个认识逐渐深化、内涵外延扩展、重视程度提高、法律保障强化的发展演进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期,特别强调集体主义、集体生活、集体空间,集体人格、集体价值、集体观念高于一切,公民的个体意识相对不强,私人空间也比较有限,私人财产相对匮乏,隐私意识尚不够自觉。尽管特定时代社会政治环境和舆论氛围如此,我国宪法对于公民隐私权仍给予法律上的尊重和保护。

  到了改革开放时代,随着公民各项权利的张扬、个人意识和人格观念的进一步觉醒以及民营企业的迅猛发展和私人生活空间的不断拓展,尊重个体和个人隐私、保护公民隐私权,日益成为时代的呼唤,频频进入立法视野。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告诉半月谈记者,1954年的宪法首先确定了隐私权的保护,规定了对住宅、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等内容的保护;随后的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规定了对肖像权等具体隐私的保护;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的刑法规定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非法搜查他人身体罪、侮辱罪、诽谤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罪名。

  时代的变化发展,给隐私权保护不断带来挑战。为此,我国法律进一步扩大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范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完善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增设“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一系列罪名,从各种角度加大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打击力度。2017年网络安全法出台,也加强了对公民网络空间隐私、个人信息的保护。

  相对于实践的变化,任何立法都难免有一定的滞后性。尽管我国关于隐私权保护的立法进程不断提速,条款不断细化,但在现实社会中,侵犯隐私案件仍时有发生。尤其是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泄露个人隐私、侵犯公众隐私权的手段更为智能隐匿,方式更为复杂多样,越来越多的公众正在变成“透明人”。

  今年6月,深圳市警方对某品牌服装试衣间内发现头的情况进行了通报。犯罪嫌疑人邓某为寻求刺激,将头安装在试衣间内偷拍,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无独有偶,入住河南郑州某酒店情侣在电视机下方的插座内发现摄像头事件,也引发公众关注……而在商业利益驱动下,私人信息被窃取后用来贩卖、交易更是成为社会不堪承受之痛、公民不堪承受之辱。

  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许多房地产、金融、保险和酒店等行业领域工作人员,会在社交群叫卖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信息。据广东警方通报,仅该省公安机关在刚刚结束的“净网2019”专项行动中,缴获被泄露、窃取、买卖的公民个人信息就有40多亿条。

  为精准投放广告,部分网站通过大数据手段搜集用户消费信息;一些App应用软件通过以明示告知和默示同意相结合的隐私条款,规避侵权风险,过度获取个人信息。

  某资讯阅读类App在其举办的红包活动中,诱导用户在红包提现前,将自己的个人信贷、商业活动交易记录、违法违规等敏感信息查询授权给它及其合作伙伴,也为大规模用户隐私信息泄露埋下祸根。

  各类信息泄露风险给人们带来极大困扰,通过立法进一步强化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

  2019年8月,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第三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沈春耀介绍,在设专章对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作出规定的基础上,草案三审稿中,对隐私权的适用范围和定义进行了完善。一方面草案增加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搜查、进入、窥视、拍摄他人的住宅、宾馆房间等私密空间”等内容;另一方面,在隐私权定义中强调了“自然人不愿为他人知晓”这一属性。除了对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规范外,草案还对加工、传输、提供、公开个人信息等行为进行规范。

  保护公民隐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需要司法界、企业界、新闻界、文艺界等社会各界共同努力。

  今年8月23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对用户拍卖漫画家丁聪家信侵犯隐私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赵某某、古城堡公司构成侵权,公开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告丁某系丁聪、沈峻夫妇独子,唯一法定继承人。2016年9月,丁某发现某知名网站出现大量丁聪、沈峻夫妇及其家人、朋友间的私人信件以及丁聪手稿的拍卖信息,涉及大量家庭内部的生活隐私,其中18封信件由被告赵某某拍卖。

  目前名人的隐私权边界模糊不清,名人书信的隐私属性存在争论。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的“丁聪家信案”下了定论,肯定了名人同样具有一定的隐私权,名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今年9月20日,包括平台、商家、ISV(独立软件开发商)和物流以及公安等在内的百余家企业、政府机构代表,在杭州参加2019年度电商生态安全联盟大会暨数据安全峰会,共议数据安全生态共治新机制。

  阿里巴巴集团数据安全团队总监徐骏呼吁,构建数据安全认证机制,协同提高整个行业生态的安全水平。目前,阿里正在探索包括密态计算和可信计算等在内的“可用不可见”数据保护技术。

  高艳东认为,当前我国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规定,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之中,仍缺乏专门法、特别法的系统规定。未来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将有助于网络空间隐私保护形成体系化。编辑:赵一鸿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是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也是市场经济运行和营商环境评价的关键一环。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无到有建立了知识产权制度,并跻身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引领者行列。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正以一系列切实的制度化举措尊重和保障知识产权,加速从知识产权大国迈向知识产权强国。

  知识产权,又称“知识所属权”,国人对其引起充分重视,还得从改革开放说起。上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还是法律辞典中找不到的词条,如今却已是老百姓生活中的热词。版权意识、品牌文化、专利思维深入人心,尊重原创、鼓励创新的氛围越来越浓。

  改革开放之初,外国企业技术封锁,中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市场换技术”策略,中国企业频频背负抄袭恶名,“山寨”也一度成了国货被人讥笑的标签。

  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中国积极修订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法规,出台外商投资法,扎紧制度篱笆。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也有力助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惊人一跃,一大批创新型企业脱颖而出,走向全球。

  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研发投入达到19657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2.18%;我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居世界第一位,2018年达到154.2万件,为美国的近2.5倍。

  近年来,我国加大了自主研发的力度,形成了一大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例如,中国高铁车辆专利申请已超过2万件。到2018年底,华为技术公司在5G通讯领域公开的标准必要专利接近1970件。

  与此同时,我国持续推进知识产权文化培育。截至2018年底,全国累计评定165所中小学知识产权试点学校、25所中小学知识产权示范学校,以“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为目标,旨在让示范效应如春水涟漪,不断浸润人心。

  作为我国知识产权贡献大省,创新活力强劲的江苏早在2017年1月就在南京和苏州两地法院率先设立知识产权法庭,这也是全国首批设立的跨区域管辖专利等技术类案件的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

  数年前,常州爱尔威公司摊上一件知识产权的烦心事,被纳恩博、赛格威以及德卡3家海外公司指控专利侵权。爱尔威没有乱了分寸,而是有理有据地回应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的调查,最终获得行政法官的不侵权裁决。

  中国企业想要在国内外市场施展拳脚,必须构筑自己的专利“护城河”。半月谈记者走访多地企业发现,如今知识产权办公室、知识产权专员已成“标配”,为企业“专利布局”加足马力。

  修筑护城河,非企业一己之力可恃,政府与社会的有效参与也颇为关键。作为中国驰名的眼镜产业基地,江苏丹阳尝试创设了眼镜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让企业维权不再忧心时间虚耗。在长江另一岸,苏州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则重点面向机器人及智能硬件、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前沿产业,打通更符合企业需求的“保护快速路”。

  人工智能、无人驾驶、虚拟现实……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创新经济迈向“无人区”的步子越来越大,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也在不断扩大。2019年4月19日,苏沪浙皖三省一市联合签署《长三角地区共同优化知识产权营商环境合作意向书》,实现知识产权保护“联网协奏”。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版权是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文化事业走向繁荣的基石。针对版权保护,我国已出台著作权法、6部行政法规和8个部门规章;执法上,则以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乌海电业局客服中心打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服务环境今晚开奖结果。日常监管重点打击恶意侵权、规模侵权、产业链侵权等。自2005年开始,国家版权局等有关部门连续14年开展“剑网行动”专项治。